蒋兆和：离开生活,艺术则无从谈起！

蒋兆和 《纪念刘和珍君》
126cm×82cm 1956 年

   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，我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，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。我并不是站在人民之外的一个同情者或者人道主义者。对我来讲，离开了人民群众，离开了生活，艺术则无从谈起。

蒋兆和 《耍猴》
186cm×104cm 1942 年

    知我者不多，爱我者尤少，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，惟我所同情者，乃道旁之饿殍。嗟夫，处于荒灾混乱之际，穷乡僻壤之区，兼之家无馀荫，幼失教养，既无严父，又无慈母：幼而不学，长亦无能，至今百事不会，惟性喜美术，时时涂抹，渐渐成技，于今十余年来，靠此糊口，东驰西奔，遍列江湖，见闻虽寡，而吃苦可当；茫茫的前途，走不尽的沙漠，给予我漂泊的生活中，借此一枝秃笔描写我心灵中一点感慨；不管它是怎样，事实与环境均能告诉我些真实的情感，则喜，则悲，听其自然，观其形色，体其衷曲，从不掩饰，盖吾之所以为作画而作画也。

蒋兆和 《日出而作》
173cm×80cm 1949 年

    不摹古人，不学时尚，师我者万物之形体，惠我者世间之人情，感于中，形于外，笔尖毫底自然成技，独立一格，不类中西，且画之旨，在乎有画画的情趣，中西一理，本无区别，所别之为工具之不同，民族个性之各异，当然在其作品之表现上，有性质与意趣之相差，倘吾人研画，苟拘成见，重中而轻西，或崇西而忽中，皆为抹杀画之本旨，且中西绘画各有特长，中画之重六法，讲气韵，有超然之精神，怡然的情绪，西画之重形色，感光暗，奕奕如生，夺造化之功能，此皆工具之不同，养成在技巧上不同的发展，所以我对中西绘画，略知其所以长，且察其所以短，盖西画少气韵，如中画之用笔用墨，中画乏真实精神，如西画之油画色彩与质地等，二者之间，深有研求之必要，且中国画经历代之变迁，渐渐向于意趣而忽视形体，不重客观之同情，任其自己之逸兴，富于幻想，近于抽象，超于自然物象之精神以外，所谓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，实则因诗而作画，非为作画而吟诗也。

蒋兆和 《倒骑驴》
203cm×138cm 1948 年

    素性孤高，亦乃自惭，因为明白天高地厚，既无可登天之路，又无入地之能，生而不慧，学亦不敏，无将相之オ，无英雄之概，无鸿鹄之志，无君子之风，庸庸碌碌，渺渺小小，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、只得混迹于茫茫的沙漠之中，看看慢慢奔走的骆驼，听听人生交响的音乐，当炎威烈日的时候，好像不可忍受的残酷如苦蝉之哀哀的情调，又当月白风清的时候，又是怎样的一个悠扬婉转的歌曲，狂风暴雨的时候，又如怒潮一样的节奏，这些都是人生的音乐，更是万物中心弦所发出来的情调，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杯人生的美酒，而有些人是需要一苦茶来减渴。

蒋兆和 《母亲的希望》
104cm×88cm 1954 年

    各种人物的形神状态，虽然千变万化，但从生理上的解剖关系，以及内心活动反映在形体上的复杂变化，仍是有其规律可寻的。因为，一个人的神和态都是构成于一个形体之中，形体运动中的神态，是内心的思想活动的具体反映。我们只要从内心的和外形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分析，则不难理解形神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。

蒋兆和 《大负小》
108cm×61cm 1948 年

    形与神的关系，虽然说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，但不是孤立地去看哪一个方面。形是客观所存在的物体，神是内在思想所反映在形体上的生命。没有神而形则死，无以形而神不现，神是寓于形体之中，形是可供视觉的客观对象，这两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。一切造型艺术的艺术观点和美学观点，都是应该从这里出发的。

蒋兆和 《流浪的小子》
117cm×82cm 1939 年

　蒋兆和1941-1943年创作的《流民图》（局部）
画卷高2米，长约26米，全图共有100多人

    艺途坎坷，诚非虚语，数十年来，余之每一幅创作，均如在石缝中挣扎出来的一根小草，或在奔流中遗留在小道上的一块坚硬的石头。所经所历，无非是风吹雨打中度过艰难困苦的岁月。故凡观余之拙作者，皆可感到具有真情实感，呕心直言，而深得共鸣，因此不必一一赘述也。

转自: 国画通鉴